美国精英教育选拔和培养制度中的身份政治

本期的阅读材料为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Blake Smith个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The Woke Meritocracy》。

文章的小标题是：以正确的方式讲述关于克服压迫的正确故事如何成为进入精英认证系统的要求。

这几年来，当我们和学生谈论留学，谈接受优质教育、精英教育的目的时，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与自我实现之类的目标相比，越来越多学生和家庭对脱离现行体制的意愿变得更加强烈，今天的学生愈发明确自己不愿意成为“体制化的人”，不愿意处在一个似乎可以看到自己20年后在哪里的环境中。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过去的几年中，颇具经济实力的中产阶层的学生和家长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和热情，习得进入另一种体制——即“海外大学教育系统”的方式。

在理解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出现了很多“翻译”：

美国大学选拔是多元的而非单一标准的——翻译为除了搞成绩，还要搞活动；

前20的学校注重学生的领导力——翻译为当社长，带队参加比赛；

大学注重申请者对community的贡献——翻译为多做社区服务，公益活动；

......

不知从何时起，适应选择规则的手段变成了这些翻译语言的凑牌和出牌。手里凑的牌又多又好的学生似乎就获得了进入顶尖大学的通行证。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了一张在精英教育系统中非常强有力的明牌——“身份牌”，即Identity。

这里我们也给身份牌下个定义：有意识打造符合顶尖大学选拔原则的个人形象和身份叙事的策略。

身份牌在美国人眼中早已是家常便饭，在美国的社会背景下，它上升到了政治正确的地位。正如作者Blake Smith指出，身份认同和自我觉醒式的谈话方式已然在美国教育系统中占据霸权地位。

这种人格化，有人情味，揭示个人背景的人才选拔喜好，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自 20 世纪初以来，讨人喜欢的人情味一直是精英大学录取标准的一部分，当时“性格”的概念被开发出来，以防止犹太移民的孩子仅凭脑力进入常春藤盟校。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移民教育他们的孩子，除非他们也能模仿美国精英的理想人格，否则他们的智力敏锐度不会让他们走得太远。”

“模仿”的痕迹，在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便毫无意外地显现出来：

在我任教三年的芝加哥大学，我看到学生们把人才选拔和身份主义的想法结合起来，显示出这两种明显对立的思想模式不仅是兼容的，而且是我们集体未能诚实地思考教育的真正目的的互补症状......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我的学生来芝加哥大学学习并不是因为这所学校的某些特殊品质（它的“书呆子”声誉、位置等）吸引了他们，而是因为它是“排名最高”的学校那接受了他们。"

个体化的(individualized)人才选拔规则和真正的个人(personal)追求之间的冲突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学生似乎在面对自己的升学时，总是受到某种无形的约束。这两者的在尊崇个人主义的环境中区别非常微妙，又实实在在地造成了焦虑。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见证了许多来自全国最优秀的高中的优秀的学生，他们的主要焦虑从成绩焦虑，到活动焦虑，再变化到“人格焦虑”、“故事焦虑”。当学生写故事时，他们为自己不太经历坎坷的人生而感到迷茫，为自己无法被一眼识别的个性感到沮丧。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在这期会饮阅读会中谈论这篇文章。它并不能提供给我们“大学想要什么样的人”的标准答案，也不能提供一个万能的“身份牌”模版。相反，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够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从精英教育内部人士者的视角，思考存在于自己，也存在于同龄人身上的升学焦虑是什么。在交谈和讨论中，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为自己的真实追求寻找指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