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鸡娃”与“佛系”交织的教育洪流中,香港与内地的小学教育正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应对学业压力。
香港圣嘉禄学校推行“零测考”政策,小一学生全年无考试、回家零作业,校长李永佳直言“让孩子先爱上学习”;
而内地虽有“双减”政策强势落地,但家长焦虑未减,孩子放学后仍奔波于补习班与题海之间。
一边是淡化分数的“慢教育”,一边是竞争倒逼的“加速度”,两地学童的真实日常,折射出教育理念的深层碰撞——
究竟何为“减负”的终极答案?
香港案例
7岁的陈乐瑶是圣嘉禄学校小一新生,她的书包里没有厚重的练习册,放学后第一件事是冲向公园玩耍。
“妈妈说我不需要在家写作业,但老师会带我们在课堂上玩数学游戏!”
乐瑶口中的“游戏”,是学校设计的实物测量任务——用尺子量度课桌长度,同学们边操作边记录,老师则观察谁能准确对齐“0刻度”。
这种“10分钟小评估”不计分数,只反馈等级,乐瑶的学习报告上写着:
“能独立完成测量,但需加强数字书写规范。”
乐瑶妈妈坦言,最初担心“零考试”会让孩子落后,但看到女儿每天主动预习课本,甚至用平板电脑完成互动拼音任务。
她逐渐释然:“有次她纠正我读错的英文单词,我才发现她不是‘躺平’,而是用适合的方式吸收知识。”
学校的“Learning Journey”本子记录了每科进度,家长可随时跟进。
乐瑶班上一位非华裔学生家长感慨:“孩子回家会教我中文儿歌,这比背生字更重要。”
内地案例
相比之下,北京海淀区某重点小学二年级的张子轩,每天放学后的生活紧绷如弦。
尽管学校严格执行“双减”——书面作业仅需30分钟完成,但子轩妈妈仍为他报了奥数班、英语外教课和作文集训。
“学校不考试,但偷偷搞‘随堂练’,其他孩子都在卷,我们不敢停!”
子轩的书包里藏着妈妈打印的“黄冈密卷”,周末还要参加“无纸化评估”,实则是通过线上答题生成排名。
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让学生用“自由”造句,子轩脱口而出:
“我终于写完作业,自由地发了5分钟呆。”
这句话让班主任心酸不已。
子轩的父亲是“海淀家长群”的活跃成员,他晒出孩子每日计划表:
晨读古诗20分钟、晚间口算100题、周末模拟卷3套……
“双减后,学校教的太简单,中考分流摆在那儿,现在放松就是赌孩子未来!”
教育逻辑的碰撞
香港圣嘉禄学校的实践,试图打破“学习=考试”的惯性思维。
李永佳校长举例,一名原本抗拒写字的小一男生,在“实物数数评估”中表现出色。
老师发现他对图像记忆敏感,遂调整教学方式,用积木辅助认字,最终该生在中文评估中跃升至“良好”等级。
“如果他第一次拿笔写字就被打分,可能早就厌学了。”
而内地家长的焦虑,源于对“隐形赛道”的不安。
上海某小学教师透露,“双减”后,部分学校改用“闯关游戏”评估。
如数学“超市购物算账”、语文“童话剧表演”,但家长私下抱怨:“游戏再好,能保证考上民办初中吗?”
一位江苏家长更直言:“快乐教育是奢侈品,我们普通家庭赌不起!”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香港的灵活性与内地的系统性改革各有利弊。
圣嘉禄学校的小班制(每班约20人)让教师能为每个孩子定制反馈,但校长坦言:
“如果学生人数暴增,这种模式难复制。”
而内地“双减”依赖行政强推,如重庆某区教育局要求“小学一二年级取消纸笔考试”,却催生出“素质评估手册”——
家长需提交孩子做家务、运动的视频,反而加剧“形式主义内卷”。
教育学者指出,两地差异本质是“评价体系”之争:
香港从小学开始淡化分数排名,与中学多元评核(如校本评核、专题研习)衔接;
而内地仍困于“一考定终身”的桎梏。若中考、高考制度不变,“双减”恐难真正治本。
当香港小一学生用尺子丈量课桌时,内地孩子正用分数丈量未来。
两地案例背后,是对“童年该如何定义”的终极追问——
是将学习拆解为无数个10分钟的快乐探索,还是在题海中提前预演成人世界的竞争规则?
答案或许不在政策文件中,而在每个孩子放下书包时的笑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