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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学向往学术圈，觉得“做学术很单纯”，不用沾染太多俗气，更不用“混迹江湖”。
但如果你真的做过田野调查，在村庄里蹲过点，你就会发现：学术圈才是真正的“江湖”！你以为你能躲开酒局饭局？不信？你试试看，不“入乡随俗”，谁愿意跟你掏心掏肺聊家长里短？谁愿意给你介绍村里的“百事通”？
中国人对这种人情的“套路”早已习以为常，但你想过没有：如果一个外国学者来中国做田野调查，面对这种不一样的文化，他们会怎么想？是崩溃？是迷惑？还是……直接加入战斗？
今天，我们这篇文章来源于一位英国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人类学教授查尔斯·斯塔福德（Charles Stafford）。
他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在中国黑龙江的农村“混江湖”，专门研究道德和经济生活，还出了不少书，比如《现代中国的分离与团聚》(2000)，主编《中国的日常伦理》(2013)。
那么问题来了：
-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东北的农村，是怎么“混饭局”的？
- 他是怎么在酒桌上“套”出村民的真心话的？
- 他又是怎么从喝酒和饭局里，看出中国东北农村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农村的文化差异的？
别急，这篇文章将带你走进查尔斯·斯塔福德的“田野江湖”，看看他是如何用酒量和饭局，打开中国农村的“秘密之门”的！
译文：
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时，为什么总是离不开喝酒呢？
先说说我在美国的田野调查。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当地人谈起生活和经历时是非常开放和热情的，比如他们会聊到沙尘暴的问题、过去大萧条时代的故事，还有不少人是在条件艰苦的农场长大的。然而，谈话结束后，他们却几乎从不邀请我留下来一起吃饭，结果我常常一个人待在酒店房间里看电视。
而在黑龙江，我几乎立刻就被卷入了“饭局循环”中，这对在中国乡村做田野调查的人来说并不陌生。有时我午饭刚喝过酒，稍稍恢复力气，就又被朋友拉出酒店去吃晚饭。这种状况让我在短时间内认识了许多人。
从表面上看，黑龙江作为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地点，无疑比俄克拉何马州更有优势，因为当地人（即未来的研究对象）或多或少以友好的方式“强迫”你参与其中。
为什么在田野调查中不能过于依赖饭局和喝酒呢？
至少有三个缺点：
首先，我在集体社交活动上花了大量时间，比如春节期间的长时间吃喝和打麻将，这些活动往往没什么成效。
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只是在走过场，关注的只是彼此或者麻将。此外，当人们聚在一起玩乐时，周围的噪音和混乱大大增加了交流的难度。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与访谈对象在安静环境中一对一交谈通常更具成效。在俄克拉何马州时，我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听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分享，最终我的研究变成了一系列有时间限制的半结构式访谈，这对人类学研究至关重要。
其次，参加社交活动时酩酊大醉在中国北方是常见的事情。
虽然这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不见得是坏事，但却会干扰思考、沟通和记笔记。如果酗酒成为常态，甚至每天都这样，那对研究来说就不仅仅是个小麻烦，而是严重的障碍。
第三个缺点与性别有关。显然，相较于女性，男人更显无聊。
如果有机会和女性交谈，就应当忽视身边的其他男性。在黑龙江，吸引人的社交活动往往带有明显的性别色彩，这让我只能有机会和男性交谈。换句话说，男性建立了“饭局网络”，而女性则在其他地方进行更有趣和信息丰富的交流。
如果没有饭局，那社会关系是否就不存在呢？
在中国东北与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社会关系的性质有着显著差异。简而言之，黑龙江的“社会性”似乎比俄克拉何马州要强烈得多。这可能是人们在讨论名义上的“集体主义社会”与“个人主义社会”时所期待的一面。
但我发现，这些标签极具误导性，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在田野调查中期，我发现自己在黑龙江的“人脉建立率”大约是俄克拉何马州的四倍。这意味着，在相同的研究阶段，我在黑龙江建立的人脉网络人数是俄克拉何马州的四倍，因为在中国建立人际关系要容易得多。同时，我估计在田野调查中，我在黑龙江的聚餐频率约是俄克拉何马州的十二倍。
尽管有这些显著的可量化差异，但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村，社会性同样重要。那里的社区通过教堂聚会、咖啡小组（老年男性）、缝纫小组（老年女性）、农民协会和大家庭网络等方式聚集在一起。不过，与黑龙江的喧闹宴会和社交活动相比，俄克拉何马州的友谊和互助更显得低调，容易被忽略。
最终，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两个地方的社交网络和人际关系实际上同样重要。尽管在俄克拉何马州获取这些数据对研究者来说比在黑龙江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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